1968年夏季后牛弘配资，数百万大中专、高中和小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。再加上前几年积累下的失业人员，约有1000万红卫兵将陷入失业困境。如果这一情况发生，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。毕竟，红卫兵在学校时，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管理，一旦这些充满“革命激情”的年轻人涌入社会，谁也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让这些人上山下乡，这似乎成了数百万红卫兵的唯一选择。
1969年8月18日，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时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社论《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》，在社论中极力赞扬了红卫兵运动，号召红卫兵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报纸还刊登了五名从北京来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红卫兵的文章，他们兴奋地回顾了两年前毛主席亲自检阅他们的情景，表示他们到农村“锤炼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”。这一番表述成为对红卫兵的激励，也意味着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进一步推广。
展开剩余73%1969年11月15日，1968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开始分配工作，许多人被分配到农村，成为农民。上山下乡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，不仅如此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被迫选择到农村落户。在这场运动中，甘肃省的一个小县城因为一件偶然事件而声名远扬。甘肃省会宁县，位于黄土高原的宁夏附近，人口仅688户，1968年7月到12月中旬，共有191户995名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被分配到13个公社定居。
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会宁县和其他地方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，并公布了毛主席在12月21日发出的重要指示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既是必要的牛弘配资，也是紧急的。毛主席特别强调，城里的干部要动员家中的毕业生到农村去，去接受劳动教育，各地的农村同志要热烈欢迎这些知识青年。这份指示像一阵旋风，为“上山下乡”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很多地方都掀起了巨大庆祝的浪潮。
新华社的报道指出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各地引起了轰动。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镇，甚至在寒风中，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纷纷涌上街头，敲锣打鼓、集会游行，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。随着震天的锣鼓声和爆竹声，现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人口向农村迁移的潮流正式掀起。这场动员运动在当时可谓是前所未有，涉及到的青年人数巨大，规模之广令人咋舌。它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采取的特殊措施，对整整一代年轻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从以上的背景可以看出，当时要解决上千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是相当困难的。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、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若没有文化大革命，单凭政府能力也无法安置这么多失业青年。因此，毛主席发出了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锻炼的号召，这不仅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，还支援了农村的生产建设，避免了失业青年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，堪称一箭双雕。
毛主席的指示一经发布，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。响应号召的下乡青年，不仅包括大学生、专科学校的学生，还有中学、初中甚至小学生，社会上的青年也纷纷加入其中，形成了波涛汹涌的洪流。同时，大量的城镇居民、医务人员、文化教育工作者、国家干部以及受到运动冲击的“专政对象”也都被卷入了这一浪潮。
其中，以中学毕业生下乡的人数最多，许多人的年龄都在十五六岁之间。比如甘肃会宁县，1967至1968届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在12月底之前下乡。革命圣地延安、井冈山则主要安置来自北京、上海的红卫兵。1969年初，第一批来自北京的知青就已抵达延安，到1970年，北京知青的人数达到了两万余人；1968年，2300多名北京知青也开始前往内蒙古的丰镇县插队。上海的知青则被分配到江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云南等地，仅井冈山就安置了15000多名来自上海等地的知青。1969年上半年，天津市有7万人被分配到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山西、河北等地的农村。
四川省的知青下乡人数最多，到1969年5月，已有25万知青前往农村，而一年后，这一数字增至40万，是文革前的四倍多。1969年8月18日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三周年之际，北京市再次组织了一批知识青年下乡，上海市的下乡人数已达到40余万，天津市也有17.4万。到了1969年底，上海的知青数量接近50万，他们分布在江西、安徽、黑龙江、云南、贵州、吉林、内蒙古等地；广西的知青也达到了11万余人。甚至在海南岛，来自广州、湛江、汕头等地的知青也有十多万。
不到一年半的时间，全国大约500万初中、高中毕业的红卫兵响应号召，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。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持续了25年，最终约有1700多万知青参与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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